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种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单一的关系。
唐朝需要一个有体量的盟友，协助抵御吐蕃，毕竟逐一拉拢散装的诸羌，效费比太低。
南诏则想仰仗唐朝拓展势力，而非仅定位于协助抵御吐蕃。
两国关系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分歧与争端。
而这种分歧，被官员清清楚楚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748年（天宝七年），南诏王皮逻阁去世，其子阁逻凤继位。
阁逻凤主政后，继续秉持对外扩张的策略，连续率军打击滇池附近的诸蛮势力，将二十余万白蛮强行迁至大理，并派本族在滇东各要塞屯驻。
不受控制的南诏，让唐庭深感忧虑，开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布局挤压。
时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开通从步头(玉溪元江县)至安宁（昆明安宁）的道路，并筑安宁城为联系南北的据点。
云南太守张虔陀则尝试在南诏国内部“掺沙子”，想用遭阁逻凤的贬抵的异母弟诚节为云南王。
唐朝的做法引起南诏不满，阁逻凤借机搅和，诸蛮纷起反抗，安宁城反倒落入南诏手里。
749年（天宝8年），唐朝无法容忍南诏的继续扩张，李隆基以熟知滇事的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决定以北攻南进政策，实施武力打击。
在这种大背景下，张虔陀与阁逻凤爆发了尖锐冲突，并以私人恩怨方式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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