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只要突破了川西山地，四川盆地将无险可守，成都陷落只是早晚的事。
当时避居锦官城的杜甫杜老爷子都看出危险了，他在信中写道：“吐蕃今下松维等州，成都已不安矣”。
时任剑南节度使高适属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货色，对吐蕃的进攻束手无策。
所幸，继任者严武是个狠人，他与崔宁（崔旰）带兵反击，于广德二年（764年）九月爆锤了蕃军，夺当狗城（理县西南）、盐川城（漳县西北），初步稳定了川西局势。
随后双方陷入僵持，崔宁虽在大历十年至十二年间（775~777年），数次击败吐蕃，但蕃军主攻，唐军防御的整体格局未能扭转。
导致天平倾斜的砝码又是南诏，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王异牟寻即位。
同年十月，吐蕃联合南诏，发兵十万，分三路大举进攻蜀川，“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峡关”，喊出了“取蜀以为东府”的口号。
唐德宗命中唐名将李晟率神策军，曲环率邠州、陇南各镇兵，与山南两道唐军联合救援。
李晟取道雅州（四川雅安），连夺飞越（汉源县西北）、肃宁等城。
左金吾卫将曲环领一部唐军，在七盘击退蕃诏联军，克维州、茂州等城。
多路唐军汇合后，李晟率军强渡大渡河，截断蕃诏联军归路，斩首六千级，“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吐蕃将此战之败归咎于南诏军力孱弱，将昔日的“兄弟之邦”降为臣属关系，南诏遂渐起归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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