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若是一味的遵循祖制，固步自封，秦国早就灭亡了。
商君之法，在当时的确是适合秦国的国情。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大争之世，在秦孝公身后是一个贫弱残破的秦国，经常处于被山东六国合伙群殴的尴尬境地。
即便是在秦国内部，也有甘龙为首的一批旧贵族占据权力核心，这就形成了国君和贵族分权的状况。
弱民之策，同样适用于弱化权贵阶层，为的就是两个字——集权，是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中。
对于民众，其用意是让他们挣扎于贫富之间，如果不许民富，民众就会丧失希望，不去努力奋斗；如果让民过富，一味享受安乐也会丢弃上升动力。
这与“塑造中产阶层”的观点高度相似。
由此可见，商君之法并非将民“一弱到底”，弱得让百姓们吃不上饭，这是误判。商鞅变法后，秦国百姓初获温饱才是事实。
商君之法，在秦国已经深入人心。
秦王荡猜测，当时的商鞅应该是认为只有将百姓的生活水平维持在不高不低的状态，才会激发百姓对“奖励耕战”的兴趣。
只有农民不断勤力耕种，战士奋勇作战，国家才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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